在2001年落成的上海徐家汇公园中，仅保留了原址上的两座建筑：一是大中华橡胶厂的烟囱，另一座就是百代小红楼（见图）。这幢小楼有着“中国唱片业的圣地”之称，曾为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及后来中国各家唱片企业的中枢。当年，底楼作录音及招待之用，2楼是编辑室，3楼是公司老板的起居室。在底楼的墙上至今还挂着一个录音须知细则的镜框，落款是1983年，可以想见原来的录音室一直到那时依然在使用。

20世纪初，主营唱片电影的法国百代公司在上海设立分公司“东方百代唱片公司”从此留声机在上海逐渐普及。为打开中国市场百代公司在上海设立录音棚，邀请名伶和演唱戏班进棚录音，将声波灌制成蜡模后，再送国外工厂印制成唱片返回中国销售，民间拥有留声机量的上升又刺激了唱片制造业的发展。

1921年东方百代购下徐家汇路1434号地皮（今衡山路811号）设立唱片制造公司，建起上海第一座录音棚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这里为国内最好的一所录音棚），由此开创了中国唱片生产的历史，“Ｐａｔｈｅ（雄鸡）”商标风靡中国和东南亚，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几乎所有的重量级人物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。

介绍二：
　　中唱小红楼位于徐家汇公园内。19世纪末，法国百代唱片公司登陆沪上，带来了新鲜时尚的留声机，这种“伶人歌唱可留声，转动机头万籁生”的机器让当时的上海人异常兴奋，很快成为沪上时髦。加之购进留声机后，还可省去请堂会的费用，就这样，“时髦+经济”的海派模式使留声机在上海时尚家庭中迅速普及开来。

　　其后，法国百代公司在上海成立“东方百代唱片公司”，1921年，东方百代购下徐家汇路1434号地皮（现徐汇区衡山路811号）设立唱片制造公司，建起上海第一座录音棚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此为国内最好的一所录音棚），从此开创了中国唱片生产历史，Pathe（雄鸡）商标风靡中国和东南亚，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几乎所有的重量级人物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。当年“百代”邀请艺人进棚录好母版后，送至境外生产再返销国内。最初的一批唱片，其内容都很本土化，与EMI今日的选择标准颇有不同。

　　解放后，中国唱片厂改组，继续生产在国内堪称一流的胶木唱片，厂内还设有老唱机的修理部和唱片调剂处。到1982年国家成立中国唱片总公司，这里挂上了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牌子。一直到去年徐家汇绿地二期工程开工，唱片公司才被迫动迁。　

　　以前的红楼并非如今的红色，而是外墙水泥呈灰色，但一眼看去就很大气。楼道呈左右分开转折而上，楼道很宽，大约有两米多。历经七八十年风雨，楼板却基本不变形。　
　　这幢小楼曾是百代公司的中枢神经。底楼作录音及招待之用，二楼是编辑室。三楼是公司老板的起居和卧室。在底楼的墙上至今还挂着一个录音须知细则的镜框，落款是1983年，可以想见原来的录音室一直到那时依然在使用。

　　红楼的东侧一大块地方，就是以前中唱大录音棚，这个当年号称全亚洲最大的棚，曾吸引了不少音乐名人前来。　　

　　中唱公司大门右手，以前曾是中唱门市部，里面品种不少，尤其是胶木唱片，是唱片收藏者的最爱，不但乐迷常来淘碟，连远道来录音的港台歌手音乐人都时常露面。再过去大约五六十米处，以前是一幢沿街小楼，1986年中国第一本流行音乐杂志《音像世界》就在这里诞生。

    在红楼里，最初“留”下声音的是享誉菊坛的戏曲大师。谭鑫培的《洪羊洞》、《卖马》等老唱片在红楼里灌制；其后，梅兰芳的《贵妃醉酒》、《霸王别姬》等共计32张唱片也在红楼里陆续“出生”。当年聂耳、黎锦光、任光、冼星海等杰出音乐家均在此工作，聂耳还在这里写出了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初稿。此后，东方百代在贝当路（今华山路）设厂，直接在中国生产唱片。1934年总部设在巴黎的百代因经营失败而关闭，东方百代随后几经易手，二战后收回并建立了大中华唱片厂。

    上海解放后，上海市军管会接收大中华唱片厂，改组为中国唱片厂，继续生产在国内堪称一流的胶木唱片，1949年6月3日开始录音，有《解放区的天》等7首歌曲，成为新中国第一张唱片。到1982年国家成立中国唱片总公司，这里挂上了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牌子。上世纪末上海市政府将这一地块规划为公园绿地，中国唱片总公司被动迁并拆除，只余小红楼在此吟唱历史的歌声。